中国和欧洲距离接近6000公里。在交通不便利的时代，两国的直接文化交流只能是偶然事件。但梳理欧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，“中国热”一度登上舞台，原因为何？日前，深圳图书馆人文讲坛邀请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王晓华带来了一场题为《欧洲历史上的“中国热”》的讲座。
欧洲的国王穿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
据了解，中国和欧洲真正的文化交流始于西方对“新航路”的开辟。在15～16世纪之交，经过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，西欧各国开辟了通往亚洲和美洲等世界各地的航路。此时，欧洲的自由经济体系(市场经济)和工业化进程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，但已经显现出巨大的现实力量和潜能，而向东方探索就是这种力量的显现。
王晓华认为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意象是背反性的：一方面，它是被发现、打量、观照乃至即将征服的对象；另一方面，她又以其巨大的国土、悠久的历史、绚丽的文明令西方人震惊。后者造就了“中国热”(China Fever)，前者则注定了“中国热”的阶段性、过渡性、悖论性。
“中国热”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掀起的羡慕、热爱、崇拜、仿效中国文化的现象。它从17世纪开始，到18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，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。在“中国热”的鼎盛阶段，欧洲的国王穿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，大臣的夫人乘轿子，戏园子里演出中国的皮影戏，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，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。
《失乐园》中把中国视为“最强大的帝国”之一
王晓华指出，在能找到的文献中，英国“中国热”的痕迹依然比比皆是。譬如，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在17世纪出版的《失乐园》中把中国视为“最强大的帝国”之一。又如，17世纪英国诗人兼散文家考莱也把中国称为“富足的、政通人和的中心”。再如，1621年出版的罗伯特·伯顿的《忧郁症剖析》谈到中国人勤劳整洁、彬彬有礼，国家富庶、没有乞丐，拥有良好的政府管理体系和人才选拔制度(科举制度)。
除了对中国的语言、制度、思想感兴趣外，英国人对日常生活中的“中国时尚”更为热衷。甚至，当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开始批判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时，英国社会对中国时尚的追求一直在发展，并在18世纪中叶达到高潮，人们竞相追逐和仿制中国风格的壁纸、青花瓷、刺绣、壁毯，并按中国样式装饰房间。中国式园林也风靡一时，形成了“英-中式”花园。
然而，王晓华表示，欧洲历史上的中国热是背反性的：“从18世纪一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了笛福对中国文明的嘲讽。在1705年出版的《凝想录》和1720年出版的《鲁滨逊感想录》中，他借鲁滨逊的口说，‘但我所注意的，不在乎他们艺术上的技巧，而在乎他们在宗教事体里所表示的愚蠢，和可笑可鄙的冥顽，我竟以为最蒙昧的野人，也比他们略胜一筹了。’”
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近80年间，英国文学乃至整个欧洲文学，提及中国或是语焉不详，或是批评多于肯定。进入十九世纪，“中国热”已经彻底结束，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。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、停滞不前、野蛮的国度。
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，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。经过两次鸦片战争(第一次鸦片战争：1840年6月～1842年8月；第二次鸦片战争：1856年10月～1860年10月)，中国渐渐变成西方世界眼中一个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，当然谈不上仰慕和向往了，曾兴盛一时的“中国热”迅速冷却。
本版采写：福田通记者 张馨怡
